“国家级报幕员”章雪萍: 我们那个艺术时代已谢幕

2016-05-08 04:50:30


章雪萍主持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各种国家级文艺演出,也见证了国家对文艺工作的十分重视

文/杨林 编辑/王波


86岁的章雪萍在北京的家中 图/尹夕远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一批国家级文艺晚会报幕员,86岁的章雪萍已经很少看电视上的各种晚会节目了。闲着的时候,她喜欢翻看学生在2015年给自己做的画册,里面印下了她80多年人生里最耀眼的瞬间。

最早的黑白照片是她上世纪40年代在湖南长沙私立周南女子中学读书时留下的,她穿着格子花纹衣服,趴在女同学肩上,笑容天真烂漫。最近的彩色照片则拍摄于2013年,画册封面上的老人穿着蓝色鱼鳞亮片晚礼服,站在北京音乐厅的舞台上,笑容依旧灿烂。

当时的舞台下,坐着一位面带微笑的观众—彭丽媛,还有中央乐团(1996年进行改革后更名为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很多老同志也相聚一堂。这是纪念中央乐团奠基人、老团长李凌同志诞辰100周年的音乐晚会。彭丽媛曾在上世纪80年代拜师中央乐团的金铁霖名下,专攻民族唱法。

“晚会现场,彭丽媛上台演讲,缅怀了老团长,讲了自己和老团长的一些往事。”章雪萍告诉《博客天下》。

晚会筹备期间,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办公室主任找到章雪萍,希望她能够主持纪念音乐晚会。“本来已经太久没有站上舞台了,但是为了老团长李凌,我说我义不容辞。”章雪萍回忆。

这个曾经在舞台上“穿高跟鞋站一整晚也不会累”的报幕员,当时已经83岁,白发苍苍。乐团的人之所以会想到她,是因为在他们心目中章雪萍一直是“国家级报幕员”。


1956年,章雪萍(左侧着黑裙者)为全国第一届音乐周报幕,演出结束后与周恩来总理合影

演出和报幕被要求尽可能地宏伟壮丽

2月15日,在北京市朝阳区章雪萍的家中,翻开一本旧相册,可以看到一张略微模糊又泛着黄光的照片里,一位盘着头发、身穿黑色连衣裙的美丽女子脚踩高跟皮鞋。那是1959年,29岁的章雪萍站在中南海怀仁堂的舞台上,面对着毛泽东、周恩来等几十位国家领导人主持了国庆10周年文艺晚会,并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央乐团的合唱队队员章雪萍凭着优雅的气质和“面对大场面时也不会紧张”且口齿伶俐,在演唱之外,同时兼做了那个时代大部分国家级文艺晚会的报幕主持工作。

她向《博客天下》回忆,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怀仁堂举办的重大晚会基本都是她去报幕,国家领导人带着艺术团出访,哪怕没有中央乐团的演出安排,也会点名要章雪萍跟过去报幕。

前些年,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栏目曾采访章雪萍。主持人朱军一上来便问:“听说您还是我们的前辈?

章雪萍明白他指的是报幕主持这事儿,便淡淡地回应:“算是吧。”她只是没有眼前这个后辈幸运。在她风华正茂的年纪,报幕员在中国还不是一个专职职位。

在章雪萍曾经亲身经历的多次晚会上,除了报幕,她还要作为中央乐团合唱队成员参与表演。1955年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晚会,招待正式访华的越南领导人胡志明,那时章雪萍便是报幕员。报完幕后,她需要回到自己在合唱队的位置,和其他同事们一起用越南语为客人演唱《胡志明之歌》。

对于绚丽的舞台、多彩的服装以及匆匆谢幕和上台的人们,章雪萍并不陌生。

偶尔看到电视上那些热闹的画面、舞台流转,她记忆中的晚会也会像当年的幕布开合一样,在脑海中时隐时现。在那个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文艺生活和时代审美也随之五味杂陈的年代,章雪萍见证了举办一场晚会的复杂。

真正奠定章雪萍“国家级报幕员”身份的,正是1959年那场晚会。在那之前,她先通过了一场没有被事先告知的考试。

当年9月,在刚竣工的人民大会堂里,举行了一场大型演出。前半场在舞台上表演的是中央乐团,由章雪萍报幕;后半场上台的是总政歌舞团,由著名科学家周培源的女儿周如燕报幕。

对章雪萍来说,那似乎只是一次普通的报幕工作,她甚至往返台上几次,都没有注意到舞台下坐着一位重要观众—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上半场的演出里,她在报幕之后还要回到合唱队的位置,和乐团其他同事一起演唱曲目。

演出结束后她才知道陈毅来了,后者受周恩来委托,从现场的两个报幕员中挑选一个,负责国庆10周年文艺晚会的报幕工作。第二天一上班,中央乐团办公室主任孟昭林就进办公室通知,“章雪萍你通过陈老总(陈毅)的国家考试了”。

站上人民大会堂舞台正式演出时,章雪萍注意到观众席上除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国领导人,“大大小小社会主义国家的头头脑脑基本都来了,苏联来的是赫鲁晓夫”。

直到今日,章雪萍也不知道自己被选中的原因,她甚至不是共产党员。距离晚会还不到两周时,章雪萍拿到了节目单,一共十个节目,演出时间一个半小时左右。“开场是交响乐表演,有合唱、独唱和二重唱,还有舞蹈。当时中央乐团、总政歌舞团、一些地方性的有军政背景的乐团都派出了各自最好的表演者。”她向《博客天下》回忆,“因为赫鲁晓夫也要来观赏演出,晚会节目组决定必须要有一个前苏联的曲目表演。”

时隔太久,章雪萍已经记不太清那场晚会上的具体节目名称,“前苏联的那方面找了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歌,其他的表演者也都拿出了自己之前唱过的最好的作品。”每个表演者可以提出自己想演唱的曲目,但要先开一个节目单报上去,上面审查通过后才能演出。

早在文艺晚会的排练预演阶段,“一向只关心艺术”的章雪萍和其他表演者就被告知,“这是一次任务演出”。准备节目的时候,中央乐团里一些在当时看来家庭成分不好的同志无一例外都没有接到参演的通知。事实上,除了国庆文艺晚会,这些同志也很少有机会参演国家层面的演出。

“凡是在人民大会堂、怀仁堂这些地方演出的晚会,基本上都不可能有他们的身影。”章雪萍回忆,按照当时中央乐团的官方说法,这些人是“控制使用”。乐团里有一个女歌唱家和章雪萍关系不错,由于是国民党大军阀杨森的女儿,从来都不被允许参加重大的演出活动。她曾和章雪萍抱怨,“这让自己非常苦闷”。

其实从1958年起,无法出现在重大晚会舞台上的同志就越来越多。当时全国上下流行“向党交心”的运动,章雪萍所在的中央乐团也参与其中。按照规定,他们必须要将自己“不利于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心里话交代出来,越深入越好。章雪萍想了很久,向组织“交代”自己很喜欢古典文学,不喜欢现在的一些东西。这让她勉强过关。另一个唱男低音的同事则没那么幸运,因为交代了自己曾将几块银元借给别人的事情,被扣上放高利贷的“罪名”,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无法参加演出。“你不知道自己交代出去的话会给自己带来什么,那个男同事也没有想到会遭遇那样的后果。”章雪萍说。

此外,为了显示国家实力,演出和报幕工作也被要求尽可能地宏伟壮丽。章雪萍报幕时从来不用扩音器材,“因为声音通过麦克风会飘,而且显得不真实不自然”,她更习惯于站在舞台上直接“喊话”,“但是声音是通过丹田和气流调理后发出来的”。因为有唱歌练声的底子,她声音洪亮又富有激情,每一个音节都尽可能穿透到会堂的各个角落。尤其是在人民大会堂里,她得保证每个人都能听得清晰。

与现在的专业节目主持人不同,章雪萍报幕时喜欢对每个节目都加上自己的理解,和单纯的报幕相比,这更像是一首歌曲演唱的开场白。她至今还记得,在一次晚会上为内蒙古民歌《牧歌》报幕时,她提前几天就写好了报幕词,“这是作曲家瞿希贤同志改编的十分成功的一首无伴奏合唱,和谐又鲜明的色彩通过歌曲被呈现,渲染着蓝天上浮动着的朵朵白云,羊群像珍珠撒在绿绒般的草地上。全曲开阔、舒展,使人仿佛置身于视野开阔的茫茫草原上而心旷神怡。”

这种独特的朗诵式报幕,当时让她广受好评。章雪萍告诉《博客天下》,很多演员私下告诉她,经过她报幕,“歌曲的基调和感觉就被带出来了,台下的观众因此安静,演唱者也能够很快地进入状态。”她为此还收到很多观众表扬的纸条,在那个通讯设备不发达的年代,观众都是通过在纸条上写下观看感受,然后由节目组转交给报幕员或演员,“声音有力”和“报幕词说得很好”,是章雪萍收到的最多的评价。


1961年,章雪萍赴缅甸演出期间在游船上,拍摄者为著名导演崔嵬

政治气息浓厚,但那是真正的文艺表演

国庆10周年文艺晚会作为一场“任务演出”,政治正确和顾全大局框架外的各种细节则被简化。“朴素”是章雪萍对那场晚会现场的第一反应。她记得,舞台是最简单的木质地板,上面除了一架国产的钢琴和临时搭建的合唱台阶外,几乎别无他物。幕布和演唱背景是略显喜庆的大红色。

报幕的开场白和结束语也被极度简化。交响乐表演结束后,章雪萍上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音乐晚会现在开始,第一个节目是……”全部结束后,章雪萍最后上台,“音乐会到此结束,晚安”。

除了报幕词可以自由发挥不受审核,晚会上穿什么服装也由章雪萍自己定夺。她回忆,当时中央乐团的演出服装都是在为国家领导人量体裁衣的北京红都服装公司定制,国庆10周年的报幕服也不例外。虽然乐团可以报销采购服装的费用,但在那个崇尚简朴的年代,一套演出服可以在不同的场合一直穿下去。

章雪萍的报幕生涯中主要有两套衣服,一件黑丝绒连衣裙和一件白缎子旗袍,她轮换着穿了十年。不过国庆10周年文艺晚会之前,章雪萍刚生完孩子,身材还很丰满,她只能重新做一套衣服。她还记得,演出前一个女同事来问她,“章雪萍你国庆晚会上穿啥?”她想了一下,“穿黑的吧,我做条裙子去。”为了显瘦,同时配合晚会庄重严肃的氛围,这个身高不到160厘米的女子最终敲定了一件不带任何花纹和配饰的黑色连衣裙,搭配一双7厘米高的黑色皮鞋。这身行头的价格超过她一个月的工资,“平时是舍不得这么大手大脚花钱的”。

为了不显得过于素净,她最终决定将爱人之前送给她的一枚白色胸针别在领口,然后自己动手盘头发和化妆。选来选去,平日很少化妆的章雪萍在百货商店里挑中了一只“端庄又不艳俗”的粉色口红。

为了节省开支,当时很多表演者都是义务性地参与。章雪萍记得,报幕一整场晚会的报酬是两三角钱人民币,“演出时最多每人再发两个面包和一根香肠”。

半个多世纪后,回想起那场晚会的种种细节,章雪萍依旧觉得,虽然政治气息浓厚,但那是一场真正的文艺表演。“在当时的环境下,举国之力办一场晚会必然会有政治和外交的因素,我们要唱苏联歌曲,要唱一些歌颂党的正能量歌曲,但老艺术家云集,经典传唱”。她对《博客天下》强调,能登台的人不说是根正苗红,最起码由衷地有着相对符合时代需求的政治观念,对领导人也是打心里崇敬,他们知道要怎么去在一场晚会上呈现这种观念,并且让自己不会犯错。

从小热爱古典文学和音乐的章雪萍对那个时代的晚会和乐团依旧颇为怀念。乐团创作组里,有后来创作出《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施光南、创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郑律成、创作《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的瞿希贤等直到今天依旧被人们感慨并记忆的作曲家。“当年的合唱曲,虽然不少是歌颂党和领袖的,但都是用艺术手法写的。”章雪萍说。


2013年12月,章雪萍主持纪念中央乐团奠基人、老团长李凌同志诞辰100周年音乐晚会

一个艺术时代的谢幕

三个子女受章雪萍影响,从小接受艺术熏陶,长大后的工作或多或少和文艺沾边。她的孙辈们如今更喜欢周杰伦等新生代歌手,“如果是喜欢周杰伦那我能接受,毕竟他的歌曲中很多还有些古典文学意味。”

她偶尔会和晚辈们聊起半个多世纪前自己报幕的那些文艺演出,说起下面坐着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就是不紧张呢,甚至根本都想不起来往台下去看一眼,看看他们是怎样的场景,是否也在看着我,等我报出下一个节目”。作为报幕员,章雪萍在工作时只能目视前方,“眼睛是看着所有观众的”。

她也很难和后辈们描述自己与领导人接触时的感受。当年,章雪萍和其他女同事常有机会去怀仁堂参加舞会。她本人和周恩来总理跳过三次舞,此外和乔冠华、朱德也共舞过。在她的记忆里,周恩来跳舞技术很棒,“转圈转得优雅极了,是个非常体贴温和的舞伴,跳舞时会聊天,聊我的工作、子女和家庭生活。”“朱老总”则不太会跳,像走路一样,但是一支舞毕,他会让章雪萍扶他回到座位上,然后从桌上抓起一大把糖果零食塞进她的衣袋里。

“那个年代,国家领导人对文艺工作都十分重视,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就经常过问乐团的创作和演出进展。”章雪萍说。她记得,东德领导人访华时,招待晚会上中央乐团唱的一首歌里有句类似于“奔向共产主义”的歌词。演出结束后,乐团指挥被叫到后台,“说那句歌词不对,我们还没有奔向共产主义,现在还没到那个时候,我们还是社会主义。”

“文革”到来后,章雪萍也未能躲过。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以后,她就再未登上过国家级晚会的舞台报幕。

2013年这次“复出”当晚,章雪萍换上了一件蓝色晚礼服,感觉又回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晚会现场。她照例拒绝使用麦克风,提前写好了主持词,并把它们全部背诵下来。这是之前的报幕工作让她养成的良好记忆习惯。为了让晚会像当年那样具有艺术性,很多环节依旧是随性自由的。一位老同志要连续演唱三首歌曲,章雪萍问他,“你的节目我是一个一个给你报,还是整个报完”,对方答复,“整个报完吧,省得你一次次上台”。

晚会演出的内容依旧是他们那代人所熟悉的经典革命曲目和歌剧。“没有人在乎下面坐着的是什么人,大家就像是回到了半个多世纪前的那个年代,用心唱歌,珍惜着这次演出的机会。”章雪萍说。随着他们那一茬人逐渐老去,后辈们已经很难再通过一场晚会去感受到那种政治和音乐相互交织的传奇人生了。

某种程度上说,那场纪念晚会更像是一个艺术时代的谢幕。演出结束后,年过七旬的著名钢琴演奏家刘诗昆在后台找到章雪萍,“这可能是咱俩同台的最后一次演出了,你一定要给我签个名。”章雪萍回答,“那你也得给我签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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