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翻译了《毛泽东选集》(上)

采访 / 整理 徐臻 郑嫣然 编辑 徐臻   2016-05-08 04:57:43


采访 / 整理 徐臻 郑嫣然 编辑 徐臻



李敦白 Sidney Rittenberg

美国人,1944年来到中国,在中共宣传系统任职,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这里,他一待35年,从激情、沉默,到觉醒,还有16年牢狱岁月。他曾评价这段岁月,“爱得不够聪明,却爱得很深”。

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中文版出版。中央外事小组和中联部在给总理周恩来的报告中说:当前情况下,尽快地翻译和出版《毛泽东选集》外文版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性任务。周恩来后指示,应集中力量把英、法、西、俄、日等五种外文版出好。

之后,李敦白及13位精通英语的各领域专家,加入英文版“定稿组”,润色《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并重新审议之前已经发行的三卷《毛泽东选集》英译本。

1961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英文版出版,至1965年12月,第1至4卷英文版出齐。

《毛泽东选集》外文版是指导国际革命的重要文献

1960年初,我还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时,被中央委员会借调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把《毛泽东选集》的第四册翻译成英文,同时还要重新翻译在50年代已经翻译过的前三册。

《毛泽东选集》新版本的印行,在当时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对于身为这个精英翻译组里的一员,我也觉得是极其光荣的事。

翻译小组第一次开会,是在前法国大使馆。我们这群人都是精锐,有中国最杰出的学者、经济学家和英语人才。小组一共14个人,9个中国人,5个外国人,小组领导是孟用潜(编者注:时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是中国的首席美国经济专家,排名第二的是唐明照(编者注:中国首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以前是纽约地区的左派积极政治分子,后来负责中央委员会联络办公室的英语工作。再者是冀朝鼎,是学者,也是收藏家、书法家,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外交部最好的英文翻译冀朝铸(编者注:被誉为“中国红墙第一翻译”,1991年至1996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后来也加入了这个小组。

其他中国成员包括徐永英,前外交部美洲-大洋洲小组的组长;吴文寿,外语新闻主任;钱钟书,这个大家都知道;裘克安,外交部翻译组组长;陈翰笙,中国知名的历史学家;以及来自外语学院的程振求,他担任整个小组的秘书及处理所有杂务。

除了我之外,小组里还有两个美国人,一个是来自弗吉尼亚的法兰克·柯(Frank Coe),是个马克思经济学者,在罗斯福新政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都在美国财政部担任要职,后来是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执行秘书长,为了反抗麦卡锡主义,流亡中国。另一个是他的密友艾德勒(Sol Adler),他在英国出生,也是经济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美国财政部工作,加入了美国籍。

英国人是沙皮诺(Michael Shapiro),新华社的外国专家,负责润饰英语新闻稿,还有一位是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左派的中国史专家,他出生在波兰,年轻时被带到中国,在天津的美国学校里长大。

我们在一起工作了近两年,从周一到周五,每天八个小时,共翻译出近500页的《毛泽东选集》,包括1951到1956年间曾在英国印刷发行的第一册到第三册,内容包括对日战争结束前的所有毛泽东著作。新的第四册是包含从国共内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之间的重要文件,比如毛泽东有关人民民主专政的论文,他对美国国务院对中国问题白皮书的讨论,还有一些重要的军事文章。

毛泽东急着想发表这些作品,所以我们日夜赶工。他已经看过全部中文稿,中央委员会也都认可。但我们不是原始译者,负责翻译初稿的,是另一个中国人小组,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宾馆工作,不和我们在一起,他们都是从外交部、广播事业局和新华社调来的一流好手。但我们的层级高过他们,我们正式的名称是“定稿小组”,负责润饰,对译稿的风格、准确性、清晰度及是否忠于原著,有最后决定权,可以质疑并改正任何有疑问的地方。

程振求每隔几天就开车到郊区拿中国人小组刚刚完成的翻译。他们的进度永远在我们之前。他们奉命直译毛泽东的原著,表现很称职,但文体及措辞往往有不恰当的地方,要不就是翻译得不够准确。

我们的工作方式,所有人围坐在长桌旁,每个人面前都有一杯很浓的茶,组长坐在桌子的一端,先跟大家公布当天的工作计划,然后开始讨论,其间常常陷入激烈的口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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