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峰向导爬着“天梯”进了城

文 徐雯 编辑 王波   2016-05-08 04:58:30


“能做干部就做干部,做不了就做农民。”但索多不想这样

文 徐雯 编辑 王波



巨大的冰挂高高落下,砸在眼前,忽然间山摇地晃,都没有让25岁的索多惊慌;倒是女粉丝们“大帅哥”、“大英雄”的喊叫,令这个第一次到北京的藏族青年有些手足无措。索多跟随老师普布顿珠进京,是为参加纪录片《喜马拉雅天梯》的首次点映。纪录片讲述西藏偏远地区的农牧民少年到拉萨的登山学校受训、成为职业登山向导的故事。

39岁的普布顿珠是西藏登山学校第一批学员,如今是副校长,主要从事登山向导的训练工作。招第六批学员时,他看中了索多。这个颇具个性的小伙子,后来在同批学员中第一个登上珠穆朗玛峰。

“索多身上具有一种奇异的生命力。”《喜马拉雅天梯》导演之一萧寒说。他们带着好奇去了拉萨和日喀则聂拉木,想记录登山如何改变了当地年轻人的生活与命运。


左图:普布顿珠(左)和索多

好奇

这部纪录片也让索多有机会带着好奇到北京看看新鲜事物。

他第一次在宾馆看到了游泳池,吃晚饭时还特地站起来掀开帘子看了几眼。

随后,他第一次进了电影院,在银幕上看到了自己的脸。这张鲜活的脸为他赢得了众多女粉丝。

“索多天生是主角。”《喜马拉雅天梯》副导演大白说。

不过,“主角”的首次北京之行,显得并不自然。纪录片放映结束后,两位主人公被邀请上台,站在白色的银幕前。

索多两手交叉,腼腆地笑,不时看着身旁的普布老师,但似乎未索取到足够的安全感。几分钟后,索多被众多女粉丝彻底包围,所有人都亲昵地搂着他肩膀合影、交谈,他则边艰难地回应,边局促地调整着不确定的小碎步。

“这部纪录片公映之后,你就是大明星了,要适应大明星的生活。”大家调侃他。索多只咧嘴笑,不说话。

直到第二天,他才在出租车上告诉《博客天下》,“我不喜欢做明星,也不喜欢和别人拍照。”

他打量着眼前涌动的车流和璀璨的灯火,然后对着北京的高楼大厦反问道:“做明星有什么好?”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如此密集的高楼。有穿白色短裙的年轻女孩叼着香烟迎面走来,索多把目光从高楼转移到她们身上,独自“呵呵”地笑了起来。

眼前的城市和生活,是这个乡下孩子无法理解但又无限向往的另一个世界。

大白在拍纪录片时,曾采访当地一个小孩:“长大了想做什么?”小孩回答:“能做干部就做干部,做不了就做农民。”

但这不是索多的梦想。“我不想做农民了。”他说。上初二那年,索多被选拔进当地的登山培训班,他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因为中国多座8000米以上高峰伫立在西藏日喀则地区的定日县与聂拉木县,西藏登山学校的生源也基本来自这两个县。

属于索多的机会在2009年3月29日正式来临。自嘲“记忆力不好”的索多说,“这是自己永远记得的日子”,并且非常笃定。

那天,他背着50升的背包,揣着1000块钱,站在318国道上。

这条起点位于上海人民广场、终点为聂拉木县樟木镇友谊桥的著名国道,在驴友圈中几乎是川藏线的代称。它意味着勇气、探索与野性。每到旺季,318国道上就聚集着高原骑行的人、四驱的越野车及背着登山包随时准备被捡的驴友。这些城里人,对西藏充满幻想,希望蓝天白云能够带给他们心灵的净化与震撼。其中一小部分会去珠峰脚下的登山大本营,远远看一眼云雾中的珠峰。

索多跟他们行进的方向恰好相反。他等来的汽车从聂拉木出发,由西向东驶到日喀则,让他第一次见到宽阔方正的马路和敞亮的路灯。结束这8小时的旅程后,索多成为家族第一个走出聂拉木农村、去城市谋生活的人,而他未来的使命是,将那些游走在“318”线上的驴友带上更高的山峰。

第二天,他才到达拉萨,搭上去扎基西路的面包车,成为西藏登山学校第六批学员。

这所创建于1999年的登山运动专门学校,已经培养出100多名经验丰富的登山向导,带领登山爱好者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卓奥友峰等世界高峰。目前,一个珠峰登山者的攀登费用是33万元。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像普布顿珠和索多这样的登山向导,已成为商业登山产业链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登山是这里的藏民独有的专业技能,也是一个稳定的职业。”大白说,“在西藏农村,不靠种地放牧来养活自己,看起来是一件比较了不起的事情。”

只是在索多的父母看来,登山向导实在是个“非常危险”的职业。他们至今依然生活在与世界最高峰一河之隔的村庄,拥有15亩地,100多只羊和几头牦牛。

10岁以前,因为家里缺人手,索多不得不跟着叔叔一起赶着羊群去水草丰茂的地方放牧。后来,乡里发现正值学龄的索多没上学,要罚款,他才获得了上学机会,开始学习“你好”、“谢谢”等简单的汉语词汇。

15年后,在北京聊起“登山”,索多用了两个很现代化的词汇,“很酷,很牛×”。

谈及仍然在自然保护区生活的父母,索多认为他们不了解儿子。

索多的同学大多数在小学或初中毕业后,就回到了村庄里,像父辈一样做农牧民。一些能力较强的人会在农闲时去日喀则或拉萨打工,农忙时回家收青稞,依然无法离开土地。

这显然不是索多想要的生活,他一心只想去拉萨“改变命运”。

陌生

这个外地孩子没料到的是,拉萨第一个月带给他的不是梦想实现后的满足,而是日夜侵袭他的孤独。

索多家当时没装电话,他一有空就会往叔叔家打。习惯了小村庄的熟人世界,一头扎进陌生的大城市,索多很茫然。

即便已在拉萨生活了6年,索多如今依然不习惯在陌生的环境独处。


(右)在北京逛街;右图:索多在北京的户外用品店

第一次走出宾馆、走在北京宽阔的马路上时,他会扶住大白的手臂。其他时间,一旦普布老师离开视线,他会迅速站起来,眼神急切地寻找他所能依附的“熟人”。他几乎不同陌生人交流,说得最多的话是,“人也不熟,还是拉萨好。”

其实6年前的拉萨也同样让他没有安全感。索多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学会在人群中跟着“红灯停、绿灯行”的方式过马路。“倒也不是害怕,就是不适应”。

在一点点开始学习这些最基本的城市生活规则时,索多“老想起以前在家里的事儿”—小时候放牧,经常在草地里睡觉,夏天会蹦进河里游泳。那是他熟悉的、安稳的、可以掌控的世界。

但他又不得不和眼前这座寄托了梦想的城市磨合,混“熟”,像城里人一样活着。

索多开始去八廓街买衣服,但不买藏服,而是花100块钱买一身T恤和牛仔裤。老师经常劝队员:“你们要多吃糌粑啊,这是最好的东西。”但索多更爱吃面和米饭,还喜欢上了水煮肉片,经常叫外卖。

两年后,他每周都会在网吧泡几个小时,玩当时最流行的实况足球,看很多印度电影。索多用印度明星秀肌肉的照片做手机屏保,因为“喜欢看他们唱唱跳跳”。

也是在那时,他用QQ联系上了一个初中女同学,网络的交流让两人开始了异地恋生涯。

恋爱了的索多也变得越来越时髦,开始尝试各式各样的发型。“剃过光头,也剪过莫西干头。”坐在北京的咖啡店里,年轻人自豪地谈论着自己的发型变迁史。

如今他留着短发,被女粉丝们惊叹为“大帅哥”,不过索多认为,自己留长发时才最帅气,“扎个辫子,精神得很”。

但这种时髦小辫子,在老师普布眼里是违规的。他在台上讲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时,曾点名让索多换掉“像个江湖人”的发型,并警告,“再给你一个机会。明天上午我就带着剪刀过来,到时候不客气了。不管你乐不乐意,我就剪。”

话虽严厉,但普布对索多一向偏爱有加。到北京的第二天,去全球连锁的迪卡侬店买户外用品时,他也带着索多。

年轻人挑了5个小背包打算送给朋友,给女朋友买了两条黑色紧身运动裤,最后才在打折货架上给自己买了一件白色T恤。

老师则在学生买东西时打着自己的小算盘:“这个店要是开到拉萨去,品牌会不会给授权?”拉萨是西藏旅游必经之站,大量游客需要在那里采购户外产品。普布觉得眼前琳琅满目的商品蕴藏着“很大的商机”。

在捕捉商机方面,师徒俩确实都很敏感。

2014年寒假,索多曾尝试把拉萨的酒吧“搬”到老家聂拉木的村庄。比索多家更偏远的琐作乡,保留着夜间在寺庙跳神的传统。每年冬天,这里会举行盛大的宗教仪式,方圆百里的游牧民都会前来朝拜。

索多和朋友们认为,人群能给自己带来商机,决定开一个临时的乡村酒吧。他们找到一个羊圈,买来防风防雨的塑料布盖在屋顶,梁上结了五颜六色的小旗和碎亮片,尽量装点出拉萨酒吧的感觉。

装修完后,索多向《喜马拉雅天梯》的另一位导演梁君健表达了内心的忐忑:“不知道到底能不能赚钱?”土地广袤的琐作乡实在太荒凉,每平方公里只有3.6人。藏历二十九那天潮湿的烟花,是经年累月沉寂的深山中唯一的声响与安慰。

颇具现代感的乡村酒吧,迅速受到附近农牧民的追捧。

前来泡吧的藏民把这里当成了KTV。“热闹的今夜,在美丽的拉萨城。遇见了美丽的你,我的心被你陶醉。”酒吧歌曲以藏语为主,但音乐风格十分前卫,不仅有男女对唱,还加入了摇滚、R&B说唱形式。

索多卖的也不是青稞酒,而是拉萨啤酒、百威啤酒,还有红牛、旺旺等饮料,提价一两元,算是环境消费。他只卖听装的,因为怕玻璃的啤酒瓶被醉汉们摔碎后变成凶器。第一天,索多的营业额近3000元。


喜马拉雅地区有很多登山者想征服的高峰

第二天,前来朝佛的藏民更多,并且会按照传统穿上最华丽的衣服。这让索多再次发现了商机,做起了摄影生意。用索尼相机拍照后,他连上一台能及时打印照片的打印机,一张照片收费10元。

把城市生活“搬”到琐作乡的三天里,索多净赚1000多元,随后便启程回家。

“那个地方醉汉多,又不熟,当时还挺害怕的。”索多回忆道。

然而,回到熟悉的村庄后,年轻人发现,自己唯一的娱乐只剩下去村里的茶馆看人打麻将。

“我以后大概会留在拉萨吧。”已经喜欢上城市生活的索多告诉《博客天下》。

和很多年轻人一样,索多最喜欢4个手机应用:微信、QQ、美图秀秀和制作视频的“小影”。

他甚至更洋气,有时会用英语在朋友圈发状态。其实他英语并不好,在网上看到“英语”后,他会请朋友帮忙翻译,弄明白意思,再配着自己用美图秀秀修过的照片,发到朋友圈。

“我感觉他们都在很努力地融入拉萨的城市生活。”大白说。他观察到,已经在拉萨待了几年的第六批队员,每到周末就在学校里看不到人影,第七批、第八批的学员则会经常在学校里活动。

新入校的学员次仁多布杰,为了在拉萨学习使用电脑,2014年过年放假时,没有立马回家,从学校借了一个键盘,独自在宿舍练习盲打。他还想学汉语,但专门找来的汉语书都是介绍方针政策的。“也不太理解什么意思,但还是非常努力地在学”。

拍纪录片时,很多学员没兴趣跟北京来的这些人深入交谈,但对他们带来的摄像器材很好奇。在大白看来,“他们还是很想融入城市的环境中,但感觉不是很容易。他们很努力,但也只能到达一二线城市小孩的水平。会打字,对一些学员来说,已经是一门专业技能了。”

改变

当然,他们最专业的技能还是登山。遗憾的是,今年4月25日,索多和同伴攀登珠峰的行动刚刚开始就匆忙结束了。当时,他们正在海拔7000米的地方建营地,忽然间山摇地晃,冰雪迸溅。

领队次仁桑珠以为发生了雪崩,立马组织队员连夜撤到海拔5200米处的大本营。到了那里,才有四面八方的消息传来,临近的尼泊尔发生了大地震。

能够安全撤离,已是次仁和索多的幸运。2012年,次仁带队攀登尼泊尔马纳斯鲁峰时,曾遇到重大雪崩。他的营地距离事故发生地只有几十米,眼见了至少10名登山者遇难。

这项需要大量金钱投入、身体准备、心理建设的时尚运动,充满着不可预知的危险,甚至死亡。

2013年,索多登上珠峰海拔8400米以后,看到十几具直挺挺的遗体躺在冰天雪地里,大部分逝者的面目已模糊,但身上的登山服在白茫茫的山峰里依然鲜艳明亮。他们已凝固为冰山的一部分,可能再也无法回归泥土。

“不少人从珠峰上下来,说‘我累了’,然后一闭眼,睡过去了就再也起不来了。” 《喜马拉雅天梯》制片人雷建军说。

第一次见到这些尸体时,索多非常恐惧,“离死亡太近了,就几米远”。

不过,他的恐惧很快便被突发事件打断。一位上海的登山爱好者登顶下撤途中突发脑水肿,为抢救他,组织方消耗光了物资,用尽了人手。原计划第二天登顶的其他人只能放弃。索多也因此丧失了第一次登顶珠峰的机会。

2014年,他终于得偿所愿。在珠峰之巅亲吻雪山,磕完长头后,他挂上了五彩经幡。因为是本命年,家里让他多带了几条经幡以积累更多的功德。

登顶前一天,索多对着镜头说自己“非常兴奋”。当然年轻人也没忘从厚厚的登山服里掏出手机,在微信朋友圈更新了一条“即将登顶”的状态。

只是登顶的小伙子没有料到,珠峰上强烈的紫外线会伤害他的眼角膜。他得了雪盲症,双眼红肿,止不住地流泪,回拉萨休整了很久,才恢复正常。

他的老师普布则在2003年就无氧登顶珠峰。在登上海拔8500米的途中,一名女登山者的氧气面罩出现问题,普布将自己的给了她。在含氧量仅占平地30%的山上,此举意味着普布随时会有生命危险。无氧登顶最终对普布的大脑造成了很大损伤—此后,他很难再登上8000米的高度。

也是在那年春天,普布第一次到北京,赶上“非典”,在宾馆被关了几天。至今他来北京,最不适应的还是住宾馆。他更习惯登山时几个人围着篝火待在一个帐篷里喝酒、聊天的感觉。

“现在一个人住着一个大床房,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说。

当天的夜生活,他们有三种选择:中央民族大学附近的藏餐吧、三里屯的酒吧和街对面的台球店。最终,他们选择了相对最熟悉的一项。打台球时,普布喜欢看着整个球台,目光紧随每个球移动。索多则不同,打完一个球,就从口袋里熟练地掏出手机,大拇指在屏幕上翻飞。

索多上一次打台球还是在聂拉木县。那是边境小城为数不多的娱乐场所,有三张球台,打一局一元钱,阳光充足,推开窗户就是海拔3600米的原始森林。

那是他的家乡,与尼泊尔接壤,距离拉萨600公里。19岁以前,索多没有离开过那个地方;19岁后,索多离开,开始接触世界上最昂贵、最时尚的户外活动。

每年在聂拉木和定日地区,会有50名左右的初中毕业生报名参加登山学校的选拔,最终会有20名成功到拉萨。但4年后,毕业人数往往不到一半。

“去拉萨后,大家都有了更多的选择,去做户外有关的工作,或者打工,也有去了边防队。有个第七批的孩子去年到了8400米的营地,下来后就回中尼边境的樟木镇开了一个小商店。”大白说,“觉得太苦了,而且确实有危险。”

“在山上的时候,你只能尽量不去想危险。危险你也得上,想着也没用。”索多这样告诉大白。

他们内心隐藏的这种恐惧,只能通过去寺庙祈祷来消解。

离珠峰最近的绒布寺,每年都会迎来很多登山者和向导。“他们会顶礼叩拜、双手合十,许很多愿。”喇嘛阿旺念扎说。

上绒布寺唯一的老喇嘛桑杰则觉得商业登山不可理解。“以前,藏族人视珠峰为无比神圣的神山,但是现在攀登她反而成了社会进步的表现,每个登山者都很有激情,为了自己的荣誉而登山。”他说,“实际上,这里有莲花生大师钦命的守护神,还有那么多得道高僧的圣迹。以前是这样守护她的,现在登珠峰成了一种时尚,我能说什么呢?”

但桑杰有两个儿子毕业于登山学校。目前,二儿子依然在做商业登山向导。每年登山季,他都会带着登山者,在父亲点燃的微弱又顽强的酥油灯照耀下,一步步走向藏族人心中最神圣的山峰。

即便是桑杰这样传统的藏族老人,也不得不承认,近20年的商业登山已经逐渐改变了这个离喜马拉雅屋脊最近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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